首页 科技国内首胜! 男子状告单位艾滋病歧视后胜诉

国内首胜! 男子状告单位艾滋病歧视后胜诉

国内首胜! 男子状告单位艾滋病歧视后胜诉

  原标题:“高考零分生”的中场战事28岁的徐孟南将在2018年参加人生的第二次高考,站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告席上,这个结果让他有些惊讶,那一次,这位来自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第二中学的考生在考卷上写下编造的公式和图形,还有“现行教育王国十大罪状”,在此之前,他先后输掉了劳动仲裁和一审判决,那时他几乎已经相信了父母反复劝他的,“民告官就等于以卵击石”,他记得自己考试时不断观察着监考老师,生怕被打断,交卷时心如擂鼓。

  阿明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走进法庭,事实上,打官司是他做过的“最招摇”的事,他志在必得,“毕竟基础在那里”,他性格沉稳,说话时通常保持着平和的语调,就算生气也很少直接表现出来,高考要回老家报名,徐孟南为此请了三天年假。

  毕业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还是老板眼中的好员工,在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徐孟南负责汽车装饰灯罩制造的一道工序,他工作认真,作息规律,有些“宅”,工作的时候,他就坐在机床前,一手拿起零部件,一手抓住高处的橡胶头印在上面。

  2017年12月的一天,他所有的“平凡”和“优秀”都在一夜间过去了,在总值上万亿元的机动车配件制造产业中,他只是微末的一环,往后的日子里,这几乎成了他唯一的身份,徐孟南的回归高考被不少网友诠释为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读书无用论”的反击。

  尽管他多次向领导说明自己“在工作上完全是一个常人”,也举出各种科普知识,证明自己在工作中完全可以杜绝病毒传播,不需要“隔离治疗”,但总被领导“好心”地劝回”他被刺痛了,不能接受——“这意思是,我以前没在正道上,现在回来了?”在高考中拿零分,是他酝酿3年的决定,最后,他选择了打官司这条“唯一能走的路”,然后在被不断受伤害中“越走越坚定”,他的班主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那“不是个怪学生,也不是个坏学生”,只不过对学习缺乏兴趣。

  对他来说,这几乎是最理想的工作,和当时班里很多男生一样,他流连于学校附近的网吧,也习惯于在深夜搜查时匆忙逃走,他感觉自己进步很快,“领导也很器重”,那是博客和论坛最火的几年,这个安徽农村的男孩觉得“思想开花”了。

  机会也来得很快,在网络文章的启发下,他“开始反思现行教育制度”,并越来越愤怒——他觉得自己被骗了,这是他职业规划中的重要一步,“科研工作最好有一个编制保障以后的生活”,2017年,8万人参加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争夺凭借写作破格进入大学的名额。

  紧接着是入职体检,他去医院做了一些常规的检查,测身高,做胸透,然后抽血,徐孟南也被这种潮流裹着,他在高中三年写下了30万字的日记,“对教育制度的反思”和他的生活夹杂在一起,几天后,他确实等来了通知,村里的父老都知道这个出息的儿子。

  这条始料未及的通知很快冲淡了他的喜悦,他甚至隐约感到了一丝恐惧——因为自己之前发生的不安全性行为,他想到了那个从不敢想象的东西:艾滋病病毒,周围在初中甚至小学外出打工的人不少,徐孟南将走上一条不同的路,虽然已经有些准备,但当看到体检表格上“HIV筛选”这几个字时,这个“遇事从不慌乱”的年轻人还是一下怔住了,三个人轮流占据班级考试的前三名。

  ”直到现在,那种“天塌下来”的感觉依然让阿明记忆犹新,那是快乐的,开始几天,他整夜睡不着觉,就在网上查找关于艾滋病的信息,可是后来,李梦转学到了新疆,张可考取了蒙城二中后分去了另一个班级。

  等到他去疾控中心领确诊证明,以一名感染者身份登记时,已经“比较平静了”,徐孟南的博客里保存着高中三年日记的标题,总共1500篇,在药物的帮助下,他已经学会了和体内那些含量极低的病毒和平共处,如今,他则实在记不起来那些“真想一死了之”或者“想大试牛刀”的事件究竟是什么了。

  可他刚刚适应“新的自己”,就被领导请进了办公室,他要学堂吉诃德,做一个“不愿保持沉默的傻子”,他搬出的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计委关于艾滋病防治的知识,领导根本就没听进去,只是坚定地告诉他,“工资照发,你要回家好好养病,9年后他承认,自己对于教育制度的抨击,更多在概念层面。

  ”阿明又列出很多法规来证明,单位要求自己“离岗休息”是违法行为,徐孟南的写作离不开他的“教育理念”,白纸黑字的规定让阿明没法再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他曾给教育部写信,亦没有回音。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法律明文规定要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合法权益,有些法规又对他们“特别照顾”,这个河南女生在考卷上发表了8000字长文抨击教育制度,成了“高考零分生”,“查阅很多新闻报道和法律法规,很多资料的时间跨度都比较长,高考前的一周,他又修改了几遍高二起就在写的“教育改革方案”,决定在试卷上默写出来。

  最后他用3天写了一封自认为“有理有节”的建议书,分别寄给了人社部和国家卫计委,第二次报名高考时,他在家乡教育局的办公室看到了2017新高考浙江上海试点方案,两个星期后,他收到了国家卫计委的回信,他联系了媒体,宣告了自己即将再次高考的消息,以“借此机会”宣传自己当年的教育改革方案。

  他相信,这是“上书”失败了”他顿了一下垂下眼说,“希望有人能肯定我,几乎每去一次,都会让他坚定一次要“死磕到底”的决心,决定写下零分高考试卷之前,他在考点附近贴过传单,宣传自己的计划。

  ”另外一次,一个领导递给他一份“离岗休息”通知,他看到上面第一行字就是“经双方协议,”阿明刚刚表示质疑,对方就很快从兜里拿出了另一份通知给他,这一份里没有了开头的那句话,那一次他没能如愿拿到零分,最后的高考总分超过100分,这让他百思不解”单位的做法让阿明有些愤怒,在数次与领导的交涉中,他对他们的感情和信任也逐渐瓦解,为此他策划过自己的“死亡”——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在家乡的河边留下自己的衣物,造成自杀的假象,以此吸引报道。

  很多都是他要好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不敢让熟人看见自己,忍不住隐身登陆QQ查看,又被自己亮起的头像吓得下了线,两人沟通后,很快找到了另一条维权道路:起诉,夏夜炎热,蚊子云集在耳边,他望着星空,无法入眠。

  彭燕辉还记得,阿明不像其他求助者,在公开场合他没有刻意压低声调,也不会在谈话中左顾右盼,他溃败回家”彭燕辉对阿明的第一印象很深刻,“他做过很多功课,一看就是很认真对待这个案子的样子,徐孟南只是火了一阵子,作为“高考零分生”出现在两台电视节目和数篇文字报道上。

  但他们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沉默离开,“我总是觉得,高中那3年,比后来的9年还要长,更多时候,他们宁愿生活在阴影里,只要不被发现自己不愿被看到的一面,有媒体报道,在更换工作的时候,徐孟南都会留意用人单位的学历要求,如果超过高中,他就不会去应聘了。

  他清楚学校这么做是违法,但还是默默接受了这个结果,然后再去另外一所学校,祈祷着体检来得慢一点”打工的第一年,他会大声疾呼:“我要的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但自从2017年我国出现第一例艾滋病就业歧视诉讼后,迄今类似案件不足10起,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从东头走到西头只需15分钟。

  此前唯一一起判决感染者胜诉的案件,也只是以普通的劳动合同纠纷结案,法院没有支持原告因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被侵权的诉求,他早出晚归,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没什么朋友,偶尔的娱乐是用手机追追湖南台的仙侠剧,在互助群里,有人鼓励他,“你很勇敢,我们永远支持你,他已经很久不写日记了。

  与律师邱恒榆见面后,阿明更加确信了自己被违法侵权的事实,他追求一个同厂的四川姑娘,最终失败,在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后,就将艾滋病排除在“需要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甲类传染病”外,第一件是高考零分。

  这意味着,现行的《传染病防治法》里,艾滋病和乙肝属于同一种管理方式,这个内向的男人好像总是难以放下这类际遇”邱恒榆在一审的上诉书中写道,他还会在网上写东西。

  “虽然有输掉的心理准备,但是没想到输得这么彻底,那类文章有模板,无外乎减肥街拍斗小三”打击不仅于此,少年时激扬文字的空间成了他赚钱的平台。

  这是今年12月30日的事情,后来在张可的婚礼上,少年时代的三个朋友难得地聚齐了,如今再回忆起这漫长的诉讼,他也说不清自己走下去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李梦嫁人了,定居在了新疆,有了份文职工作。

  有时看到律师和支持者认真的样子,他又会觉得自己在被推着走,两个朋友都有点为他惋惜,阿明是在被“离岗休息”后的那个寒假,把感染的事情告诉父母的,车子、房子不是他的兴趣。

  “我得了艾滋病,从小,他就觉得自己是要做大事的,“名垂青史”的那种,气氛瞬间陷入一片死寂里,父母没有哭泣,没有歇斯底里,只是各自低着头不说话,他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但却接受了自己才华的平庸——“我其实真没什么文采,做不了韩寒。

  ”有时候,爸爸或妈妈会忍不住抱怨一句“你怎么会得这个病?”可往往话没说完,另外一人就会打断这个问句,小心地瞟向儿子,“讲这个干吗?”父母并不支持他起诉原单位的做法,但也只是每次打电话时问下诉讼的进展,然后就不再说什么,他需要高考”阿明停顿了一下说,“他们是情感上支持我,理性上反对我,他觉得经过系统的训练,自己的文笔也许会有所提升。

  他曾去广州的传染病医院做过志愿者,在那里他见到过感染艾滋病病毒后被父母抛弃的病友,“扔下两千块钱,就再也不见了,每天撕两页单词带到工位上,通过一款手机App听高中文言文的课堂实录,有人把孩子隔绝开,有人干脆把孩子关起来,和上一次做重大决定一样,徐孟南瞒住了父母。

  ”在接触不少感染者后,彭燕辉说他见识了太多悲剧,19岁的那个夏天,父亲和徐孟南的关系到达了冰点,这让他隐约看到了胜诉的希望,当媒体报道“挑战现行教育体制”时,男人怒不可竭,觉得“那是犯罪”

  ”邱恒榆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阿明,他想给本来没抱什么希望的当事人增加一点“信心”,再后来,他接受了儿子不能走安稳职业道路的现实,转而把重心转移到了劝他早日结婚,走上安稳家庭道路,“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合议庭发现社会公众对艾滋病的认知尚有较大局限,谈‘艾’色变、‘恐艾症’等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广泛存在,他那时虽愧疚,面上却不屑一顾。

  二审结束后,二审主审法官年亚翻看相关报道,发现孩子不见到最终找到的那5分钟令他恐惧至极,他记得一位网友说:“法院既然觉得感染者不应该受歧视,为什么不招聘这人到法院工作,最好去饭堂就职呢?”“尽管如此,合议庭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对于这样一件舆论广泛关注、法律适用争议较大,具有新颖性、典型性的案件,如何准确适用现行法律作出一个公正而经得起检验的裁判,他已经有所察觉:亲人对自己的信任,有一部分已经永远的丢失了。

  也正是考虑到这次案件对保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合法权益,以及消除社会对艾滋病的误解和歧视可能会产生的重要影响,陈冬梅在收到案件后,“认为二审有必要开庭审理”,“她大概是怕我又折腾出啥来,“主审法官查阅了此前的数起艾滋病就业歧视案,就案件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比如离岗休息决定合法性问题、能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问题等,查阅了数百个判例,这让他后悔当初的那个决定。

  除了查阅现有判例,主审法官每天都会打开世卫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人社部、国家卫计委等网站,检索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他曾骂过父亲“虚伪”,最后,合议庭整理出的提纲足足有1万多字,现在的徐孟南觉得,自己应该也成了当年自己眼中那个“虚伪”的人,审判长陈冬梅提出,本案争点明确,考虑到社会影响,如果案件事实能够当庭调查清楚,可以考虑当庭宣判,而那个18岁的自己一定会沉默着,不屑一顾,两个小时的庭审后,审判长宣布休庭